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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印度再任由这些毫无社会责任心爱国主义精神的电影人将印度社会片面的黑暗面放大展露给国际上以图讨好西方社会拿奖，那他们的国际地位、经济发展、GDP是好不了了滑稽。。还有就是感觉印度教是真的牛逼，就这样绝大多数低种姓非人的地狱生活还能忍耐到那个程度。。
天天嘲笑人家印度，看看人家拍的什么电影，我们拍的什么电影，可笑可悲
“我可以为我们部门付出所有的东西，
印度这样也真的是无力吐槽，人心有善恶，有的冷淡却无诡诈，有的亲密却多两面，冷静下来，不忘初心，你才能找回自己的路。
我们惊叹电影真敢拍的时候，现实却比电影残酷得多
太致郁了……真的……身在上海的人现在只有一肚子的玻璃心，除了“偷着乐”，咱啥也不该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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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不是你有什么才能，多大的才能 而是你用你的才能用于何处
很工整的片，以至于想要更多反转，可惜没有。法庭和监狱穿插的节奏还是很带感的，只是作文命题太明显，新意欠缺，唯一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自由的上街游行吧。
音乐铛铛铛的往观众脸上砸，其实是降低电影现实主义力度的。
印度政府怎么能让这种电影过审？正义得以伸张的核心除了权力外的民权律师，还有权力内的警察处处长：”为了警察部门我什么都可以放到一边，但是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的良心，我很抱歉。“
越是落后越多压迫，越是卑微越多苦难。
所谓公义基于法律和良心。即使展示悲剧，也避免了发生更多的悲剧。何用避而不谈，粉饰太平。不存在绝对的黑，也永远有追求公义之人。敬佩那些推动社会进步的人。
丑陋不堪的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一大顽疾，官官相护的腐败政府，正义之光在呼唤着人性的良知，向詹德鲁律师致敬！
印度的犯罪题材会跟社会性问题一起做，而不是做单独某个随机的犯罪行为，这点真的做得很好。
一次次陷入绝境，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的确很不容易！
不得不说越来越多的印度电影和电视剧出现在我们的视角里了，有些电影真的值得我们导演和编剧学习。
印度几乎每一两年就会有一个“爆款”的影片，而且都是不同题材直指人心的那种。电影作为影视化的艺术，应该表现的就是方方面面，并不是说带有敏感和讽刺性的就是好电影，但至少不是单纯一味的主旋律。什么是希望?希望不是表面上的阳光普照，而是在阴暗的地方看到阳光，这才是希望。特定的阳光之下的阴暗面更多的是翻不身的绝望。影片里展现95年印度的某个地区不止是贫穷落后，其制度如今看来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有这样的影片的出现，至少说明印度电影敢说、敢拍、敢放，也正是这样才会有钱德鲁律师这样的英雄人物出现。中国电影的路其实并不长，因为也曾经辉煌过，只是现在有道迈不过的坎。PS：印度电影如果没有歌舞要给个好评，很多歌舞也看个热闹，只有歌没有舞反而不习惯……
（要是不突然跳舞，我会打5星）
电影本身一般，社会意义很强，结尾的一幕让我想起了西行漫记里斯诺跟红小鬼的对话，斯诺叫小红军喂，拿点水，小红军鸟都不鸟洋大人，直到斯诺叫他同志，才给斯诺来了一杯卡布奇诺，斯诺道谢，小红军反而说用不着为这种小事道谢，感触很深。电影里主人公归根结底还是统治阶层的人，否则的话第一步都走不到就被杀了，之所以反派一直给主人公面子，无他，他的种姓很高，本身也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他只是背叛了自己的阶层，而且留洋派之间有一种对本土精英的优越感，所以互相给面子，如果印度的社会改革只能靠留洋精英推动，终究只是茶杯风暴，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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